鹿邑的谎言——假冒的“唐道德经注碑”

鹿邑一直在跟涡阳争夺老子故里，双方也都各自出示文物证据，其中古碑刻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种，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鹿邑所谓的唐玄宗的“道德经注碑”，全称是“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”。

何为“道德经注碑”？

“道德经注”大概完成于732-733年，是唐玄宗所写《御注道德真经》的简称。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，玄宗采纳道门威仪司马秀奏请，下诏：“天下应修宫斋诸州，各于一大道观立石台，刊勒此注”，此碑刻被后世称作“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”或者“道德经注碑”。

鹿邑的碑不是“道德经注碑”

为何说鹿邑的碑不是唐玄宗的道德经注碑呢？

理由很简单：碑文中并没有唐玄宗的“道德经注”，而是一块“记事碑”。碑文的内容是复述了唐玄宗时期，各州建立“道德经注碑”的历史事实，并且歌颂了当地一些官绅响应国家号召建立碑刻的工程。也就是说，这块碑是记载建立“道德经注碑”过程的，称它为“道德经注碑记事碑”比较准确。

鹿邑自称的“道德经注碑”年代也属于清代

鹿邑这块“记事碑”的全文被收录于光绪版《鹿邑县志》里面，我们根据原文来逐步揭秘为什么它是清代碑刻！

1.碑文记载：撰文者前是乡贡进士王系、书法是前乡贡进士赵惎。

由两位的头衔可以看出，此二位不是唐代人，因为唐代是不会用“前乡贡进士”来称呼他们，在唐代“乡贡进士”仅为考生身份，“前乡贡进士”此称谓违反唐代署名制度，属清代仿古者常见错误（如清代《金石索》误录唐碑亦犯此弊）。

唐代敕建御碑的铁律：皇帝御注经文碑必须由中央官员主导（如宰相监修、翰林书待诏题写），或由州府最高长官署名（如易州碑由刺史田仁琬奉敕立，苏灵芝书）。

鹿邑碑违规点：乡贡进士仅为地方科举考生，无官方职衔，无权参与国家级工程。全文未出现任何中央派遣的监修使职（对比易州碑“奉敕立”明确标注）。

2.立碑的主导者是鹿邑县丞张子旸，唐代的老子故里是亳州真源县，鹿邑在唐代是和真源并列的两个县，老子故里的碑应该由亳州真源县官员负责，这与鹿邑宣传的年代相违背，时空逻辑混乱。

3.碑刻内容出现了清代才有的术语：碑文中才出现了“奉勑修功德”唐代写法：敕字从“攴”（如易州碑“奉敕立”），非“勑”（“敕”的清代异体）。碑文：左侧刻“奉勑修功德”“勑”字为清代《康熙字典》收录俗字，唐代石刻无此写法。

碑文：“王校×××镌阙同上”“镌阙” 为清代金石学术语（如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），指刻字缺漏，唐代碑匠仅用“缺”“泐”。

4.碑刻出现了清代的《曹全碑》风格，鹿邑县志评价这个碑的风格是“隶书学曹全碑，亦具体而微。”翻译成白话：“隶书风格模仿东汉《曹全碑》，虽规模略小但得其精髓。”

唐代人是无法看到《曹全碑》的，因为它在明朝万历年间才出土，因其保存完好、字迹清晰，成为明末清初金石学家和书法家的临摹范本，《曹全碑》字体风格也在清代达到鼎盛，是明清独有的一种文风，县志称碑文“学曹全碑”，恰暴露其受明清书风影响，而非唐代原貌。

清代人为何会在鹿邑增仿唐代记事碑呢？

老子故里在清代吕仕鵕时期开始产生争议，作为争议地之一的鹿邑，也受到了部分清代人的支持！

唐玄宗的道德经注碑是老子故里的重要碑刻，而鹿邑却没有实物留存，为了弥补“老子故里”无真碑的缺憾，于是就伪造“唐记事碑”冒充历史遗存，借记事碑暗示“曾存真碑”以此来提升鹿邑太清宫的地位。

为何不直接伪造“唐道德经注碑”而是伪造记事碑呢？

记事碑的造假成本是低于仿制原碑，我总结了以下几个仿制门槛：

1. 五千字道德经注的文本校勘工程浩大

2. 唐代官定书法（隶书/楷书）难以模仿

3. 容易因文字细节穿帮（如避讳字，这里也是最容易出错）

反观伪造记事碑的优势： 内容可自由创作（只需提一句“立御注碑”）， 字数少且不涉及经文，容错率高，署名字体要求低（清代进士也能写隶书）。

不过无论增置记事碑还是仿制原碑，都会留下破绽！例如，县志编纂者称其碑文“学曹全碑”简直是自曝，因为唐代根本看不到明末出土的曹全碑。这种“失误”恰恰暴露了清代考据学的时代特征：他们知道要仿唐隶，但审美上摆脱不了当时流行的曹全碑风格。

鹿邑声称的“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”的碑文说的什么？

这块记事碑虽以“道德经注碑”为名，实则并非直接刊刻唐玄宗注释全文，而是一通记录立碑工程与政治颂圣的记事碑。其核心内容可归纳如下：

1.立碑背景与目的

碑文开篇点明此碑为响应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诏令而立，旨在全国推广玄宗御注《道德经》，强化老子崇拜与道教国教地位。

2.工程过程与参与者

主导者：

亳州刺史赵冬蚁

鹿邑县丞张子旸：负责地方协调与施工监督（碑文载“鹿邑县丞张子旸××事俾令没者而训”）。

执行者：

文人 王系（纂文）、赵惎（书丹），均署“前乡贡进士”（此称谓为清代仿刻破绽）。民间人士 崔某、哆某，参与筹款或劳力。

3.政治颂圣内容

歌颂唐玄宗“握玄珠临万国”的治国功绩，将其盛世的根源归于遵循老子“无为而治”思想。强调玄宗两次注《道德经》的“帝王之最”，凸显其文化贡献。

以上就是这块碑的大致内容，完全没有提“道德经注”，因此这是一块记事碑也是板上钉钉的！

鹿邑用清代仿立的“记事碑”冒充“唐道德经注碑”

综上我们可以知道，鹿邑并不存在唐玄宗的“道德经注碑”，甚至连仿冒的“唐道德经注碑”都没有，鹿邑现在对外宣称的“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”事实上是一个幌子！鹿邑用这个名字欺骗了所有的研老专家，欺骗了所有的老子文化的爱好者！

鹿邑现存的碑无论是什么年代的，它都是一块记事碑，它不可以叫“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”，因为碑文压根和唐玄宗的“道德经注”没有关系，它其实是一块纪念“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”的碑刻。

这个碑的性质鹿邑方面需要澄清，不要再误导大众，也是给太清宫游客的一个交代，我相信只要鹿邑不纠正其错误的宣传路线，鹿邑的信誉会持续受损，也会因其错误的宣传受到舆论的惩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