质疑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有关真源在鹿邑的记载

唐代李吉甫编撰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本是中国古代地理典籍中的重要文献，然其流传至今已非原貌。图卷佚失、卷数残缺、版本流变复杂，再加之后世补缀过程中的刻意篡改与资料误用，使得今本中关于真源在鹿邑境内的记载可信度大打折扣，甚至存在明显的历史地理造假痕迹，难以作为认定相关史实的可靠依据。

版本残缺与补缀失真，文献根基已被动摇

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文献权威性，从根源上便因版本的残缺与流变而受损。据史料记载，该书原作“旧有四十七图冠诸镇之首，至宋已佚”，图文并茂的原初形态不复存在，仅存文字部分且历经散佚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明确著录其为五十四卷，另附《十道图》十卷、《古今地名》三卷，而如今我们所见的版本仅四十卷，其余配套文献早已踪影全无，文字内容的完整性无从谈起。

版本传承的断裂更加剧了内容的失真。谭其骧主编《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》的研究表明，宋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刻本、抄本已彻底失传，目前存世最早的版本为明代抄本，且版本繁杂混乱，卷数各异，有三十四卷本、十七卷本、八卷本等多种形态，文字讹误、内容删减在所难免。清代学者严观、孙星衍、缪荃孙虽对其进行校正、考订与辑佚，但彼时仅能依托残缺的明代抄本开展工作，不仅难以复原原作全貌，更在补缀过程中大量掺入相近资料，部分内容甚至依据被造假的《鹿邑志》填补空缺。这种“以讹补讹”的整理方式，使得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与李吉甫原作早已面目全非，文献的原始性与准确性被严重破坏。

地理记载矛盾频出，违背正史文献佐证

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关于真源、鹿邑的地理记载，与《隋书》《新唐书》等正史文献存在明显冲突，且不符合基本历史地理逻辑。其卷第七·河南道三·亳州对真源县的记载为：“真源县，东至州五十九里。本楚之苦县，春秋时属陈，后为楚所并。汉属淮阳国。后汉苦县属陈国，晋属梁郡。成帝更名谷阳。高齐省入武平县。隋开皇六年，复置谷阳县，理苦城。乾封元年，高宗幸濑乡，以玄元皇帝生于此县，遂改为真源县。” 这段记载看似梳理了真源县的沿革，实则刻意扭曲历史地理脉络，试图为“真源依托苦县、地处鹿邑附近”的说法站台，却难以自圆其说。

元和郡县图志·唐李吉甫撰，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首先，这段记载混淆了苦县与真源的地理归属，强行构建二者的传承关系。按原文所述，真源县本为楚之苦县，历经汉、晋、南北朝至隋复置谷阳县，唐更名真源。但结合前文地理考证，今本为给真源县腾挪空间，已将鹿邑县向西挪动五十八里，又将鸣鹿邑再西移十三里，合计挤占汉代郸县七十一里地盘，这种人为“漂移”地标后的地理框架，本身就与真实历史地理不符。苦县作为老子故里的核心地理坐标，其位置本有明确脉络，却被今本强行与真源县绑定，本质是借苦县的历史渊源为真源县的虚构位置背书。

其次，记载与正史文献直接相悖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明确鹿邑由旧武平县改名而来，与郸城、苦县均无关联，这就否定了真源县“理苦城”且与鹿邑相邻的地理前提——若真源县确为苦县沿革，且东至亳州五十九里，那么鹿邑的位置必然与正史记载冲突。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提及鹿邑曾改称涡州，证明其必临涡水，今本将真源、鹿邑的位置强行嵌套，完全割裂了鹿邑与涡水的地理关联，也让真源县的沿革失去了合理的地理支撑。

扶阳故城（安徽萧县）

更为关键的是，这段记载与今本中扶阳故城的错误记载形成“造假闭环”。既然已将数百里外的扶阳故城挪至城父附近，再篡改苦县沿革归入真源县，本质是通过系统性的地理错位，人为制造真源县的历史合理性，以附和“老子生于此”的政治与利益诉求，而非还原历史真相。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明确记载：“鹿邑，旧曰武平，开皇十八年改名焉。”清晰表明鹿邑县名源自旧县武平的更名，与郸城毫无关联，更不存在今本所述“西迁五十八里”挤占郸县地盘的情况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进一步佐证，鹿邑县“大业十三年县民田黑社盗据，号涡州”，可见鹿邑地理位置与涡水紧密相关，若按今本记载其位于郸县一带（远离涡河），则“涡州”之名无从谈起。两段正史记载相互印证，直接否定了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对鹿邑地理方位的篡改。

更为荒诞的是，今本中关于扶阳故城的记载，暴露了其地理记载的随意性。该书称“扶阳故城，在（城父）县东北三十六里”，但《汉书》明确记载扶阳故城所在地为“萧”——春秋时宋的附属国，位于今安徽萧县西北边境，属汉代沛郡，与河南城父县相距数百公里。将数百里外的扶阳故城强行“挪移”至城父附近，显然是为了给虚构的真源县地理范围腾挪空间，完全违背历史地理的客观事实。

刻意篡改地理方位，为造假提供空间

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对真源、鹿邑地理方位的记载，本质上是一场刻意的历史地理“乾坤大挪移”，其目的在于人为构建真源县的存在空间，扭曲历史原貌。按该书记载，鹿邑县被向西挪动五十八里，而古代鸣鹿邑又再向西十三里，合计七十一里挤占汉代郸县地盘，将古郸县篡改为鸣鹿邑旧址，核心诉求便是为原本无明确地理依托的“真源县”腾出位置，以附和“老子生于此县”的说法。

这种篡改并非偶然，而是与后世老子故里之争的利益导向密切相关。隋朝时鸣鹿才改称鹿邑，而元代鹿邑县城东迁六十里，清代又刻意修建老子庙、升仙台，将这些人造景观载入志书，逐步完成“借壳上市”的造假链条。清代学者整理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时，未能找到原版文献，便以被篡改的《鹿邑县志》为补充依据，进一步固化了这一错误记载，使其蒙骗世人数百年。

结论：今本记载不足为据，当以明代前文献为凭

综合来看，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因版本残缺、后世补缀失真、地理记载矛盾、刻意篡改方位等多重问题，其关于真源在鹿邑的记载已丧失文献可信度。该书既非李吉甫原作全貌，又经后人多次加工篡改，甚至掺入造假资料，根本无法作为认定真源地理位置及老子故里的“铁证”。

反观明代以前的可信文献，其记载高度一致，均指向安徽涡阳为老子故里。明代蒙城县令王继贤亦曾指出，明代末年以前，老子故里与鹿邑、亳县姬揣李毫无关联。当代部分学者以今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为依据争夺老子故里归属，实则是“以假证假”的无效论证。唯有回归明代以前的原始文献，摒弃被篡改的后世记载，才能还原老子故里的真实历史地理原貌，摆脱人为构建的学术争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