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韶《老子铭》中的“楚相县”是哪里?

《老子铭》中关于老子生地的记载

边韶曾奉命于汉桓帝给涡河北岸的老子祠立碑，碑文被后世收录为《老子铭》，现在主流版本是来源于《隶释》里的全文和《水经注》里的片段。

《隶释》中《老子铭》的序文第一段是这么记载的：

“老子姓李，字伯阳，楚相县人也。春秋之后，周分为二，称东西君。晋六卿专征，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，以大并小，相县虚荒，今属苦，故城犹在，在赖乡之东，涡水处其阳。其土地郁塕高敞，宜生有德君子焉。‌”

翻译成白话：老子姓李，字伯阳，是楚国相县人。春秋时代结束后，周王朝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部分。晋国的六卿（六大贵族家族）把持军事征伐大权，与齐国、楚国一同逾越本分自称为王。这些大国通过兼并小国不断扩张，导致相县逐渐荒废萧条，如今这片区域归属于苦县。但旧址依然存在，位于赖乡的东侧，涡水从其南面流过。该地区地势高耸开阔，土壤肥沃，正是孕育品德高尚之人的好地方。

边韶所撰老子碑已佚，世传《老子铭》本存在差异

《水经注》成书于公元515年—524年，《隶释》成书于约在公元1166年，因此《水经注》中的引用更接近原版的《老子铭》。《水经注》引用的《老子铭》并未记载春秋诸侯国形势关系，其引用片段如下：“老子，楚相县人也。相县虚荒，今属苦，故城犹存，在赖乡之东，㳡水处其阳。“ 而《隶释》版《老子铭》阐释了春秋诸侯国之间的形势关系，其记载的相县更偏向于春秋时期的相县，这是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。

我们要究其原因，就不得不对其成文背景进行剖析：《隶释》成书时间距离边韶时期大概有1000年左右，立于地表的石碑保存1000年还完整的可能性极小，1000年之间的风化也足以使碑文泯灭，所以《隶释》作者看到的全文应该是1000年后后人复刻的碑文。

边韶笔下的“楚相县”是指哪里？

奉命于帝王撰写碑文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如果碑文有误则会演化成政治风波，被政治对手检举弹劾，甚至可能会被罢官追责，作为陈国的相，边韶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风险。他是不会冒然否认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而另立新说的。因此边韶采取了最保守可靠的论述，但是他又不能照抄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因此他才提出前人都没有提过的地方“相县”，所以才会有“相县虚荒，今属苦，故城犹在，在赖乡之东，涡水处其阳”的记载。

后人误将边韶口中的“楚相县”理解成春秋时期的相县，显然是忽略了边韶立碑的事件背景，更是对春秋时期相县的演变缺乏认知所造成的。

春秋时期的相和苦县的关系是：相原属于宋国，楚国攻打宋国占领了相的南部，楚又在相建立了苦县，（宋代的相是否是县有待考证，因为宋时期的相管辖面积很大），所以这个春秋时期的楚县至少要在公元前600年左右，因为老子出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。

边韶笔下的“楚相县”是指西汉和东汉时期封国楚的相县故城，并非指春秋时期的楚国相县，道理很简单，春秋时期的相县遗址在边韶时期一定是不可见的，公元165年到公元前600年，这700多年的时间跨度足以使相县建筑荡然无存，根本不可能还有“故城犹在”。

边韶并未脱离司马迁的楚苦县定位

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，并在年轻的时候游历过全国，其历史考证是非常专业的，其见识也是非常广博的，也被后世尊为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而边韶更偏向于文学，也被后世尊为东汉辞赋家，但名气和威望也远不及司马迁。

边韶比较特殊的是，他见证了汉桓帝祭祀老子的历史事件，他本人也是这个事件的一部分，他对汉桓帝时期的苦县与老子祠的定位有极高的权威性，但是并不代表边韶有能力定位春秋时期的苦县和相县，而且从碑文的记载来看，他并无心涉及春秋时期的历史纠葛，也无心与前朝史书相违背另立新说。

《老子铭》的宏观纬度是低于《史记》的，因为《老子铭》并未涉及春秋时期，《隶释》版的《老子铭》原文也是后人增补的，涉及到的春秋诸侯国吞并的描述，极有可能是来源于《后汉书》的观点而不是出自边韶之手。

老子身份的非主流说法

《后汉书》（卷二十一）载：‌“苦，春秋时曰相，有赖乡。”这个是国家层面的史书第一次把春秋时期的楚苦县与苦相县链接，也正式向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发起挑战，但是也没有逃出老子楚国人的定位。

“老子楚相县人”这个论述也时而被后人提起，它与“老子陈国人”这个论述一样都是非主流的，因为司马迁《史记》的权威性不可撼动，《史记》是我们研究春秋列国的窗口，它支起了春秋列国的历史架构，后人如果不加考证、妄立新说，就会导致史观崩塌，让历史漂浮在迷雾中，因此需要非常谨慎。

以上就是我对边韶《老子铭》中“楚相县”的看法，如有讹误敬请指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