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亳州同知李先芳：四百年前老子故里之争里的证人

很多人以为，老子故里的争辩，只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话题。如果拨开层层现代论述，往回追溯，会发现这场笔墨官司，早在明代就已经热闹起来。嘉靖年间，一位被贬到亳州做官的文人李先芳，手里同时握着两支笔。一支属于官府，修撰州志，身负公器，必须容纳众说，不敢轻易拍板；另一支属于一方庙碑，受义门父老托付落笔，他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一条自己愿意采信的古记载，稳稳留在石头之上。

一志，一碑，同出一人之手，分寸不一样，心意却藏得住。这两份跨越四百年的文字，像一扇被推开的旧窗，让我们看见，早在嘉靖，这场地望之争，就已经摆在读书人的案头。

嘉靖四十三年，公元 1564 年。由李先芳主持编修的明嘉靖《亳州志》定稿，全书共四卷。就在这一年，他因公途经义门集，看见那座玄帝庙紧贴街市，殿宇局促，便自掏二十两俸银，资助乡邻拓宽神道、起筑围墙，让庙貌焕然一新。也正是这一年，他扛起主修《亳州志》的担子。战乱之后，亳州典籍零落，修志不容易，遇上这种纠缠千年的古迹，史家的本分，便是把各家说法一并收下，悬而不断，留给后人斟酌。

待到第二年，嘉靖四十四年乙丑，庙宇修缮完毕，义门父老找到已经接到宁国府同知任命的李先芳，请他撰文勒石。于是，《重修玄帝庙记》就此诞生。

一、落职亳州：一志之中，并存众说

嘉靖四十二年的大计，一纸文书把李先芳从京城抛到皖北。

他想以礼教约束州中生员，不曾想由此结下嫌隙。日后弹劾他的声音，很多便出自这批生员。在亳州短暂的一年多时光，他一边应付繁杂公务，一边四处搜集残存旧籍，拼凑这部州志。志书凡例写得明白：亳州久经战乱，本地少有藏书之家，编纂只能依托儒学所存典籍，兼采周边各志。

 亳州无藏书之家，所据颜知州贮儒学二十一史、《文献通考》《玉海》，并《文选》《初学记》及中都、归德、鹿邑诸志，采取增定。

卷一《建置考》的村类记载：在城东一百里曰中宫。也就是说，在明代，天静宫、太清宫一带，便称作中宫村。

卷二《古迹考》，是这桩地名公案最核心的原始文字：

 苦县：在城东一百一十里天静宫内。汉桓延熹八年，遣中常侍左悺往苦县祠老子，命边韶撰记。唐高宗乾封元年，加号。宋真宗天僖二年，敕修。采《鹿邑志》，即本县近是。

 真源县：在今义门集，又为仙源县，神龙元年复。据《鹿邑志》，即本邑。未详孰是。

 天静宫：在城东百二十里。汉延熹八年建，至元至顺二年，提典刘道广重修，翰林编修张起岩撰文。圣母殿 在天静宫前，有大石枕刻文云：凿石为枕，断木为桥。红尘不到，终日逍遥。迄今仙景宛然，因以名乡。炼丹釜井在圣母殿前。九龙井：唐《五行志》：开元二十九年，亳州老子祠九井涸复涌。流星园在天静宫东南，碑云：有星弈流于园，老子因而诞降。即此。元有圣母殿，遗址尚存。

一句“未详孰是”，是官志必须守住的审慎。编纂者把这条记载录入，却坦言自己分辨不了两说高下，不下定论。

志中还收入一段完全相反的按语：“余尝至天静宫访老子遗迹，惟有元至顺断碑存焉。诸碑刻俱在太清宫，今属鹿邑，其地有濑乡、谷阳，似与古说为合。谓天静宫为苦县、义门为真源，恐未然。”

这一笔至关重要。它证明，早在嘉靖，反对的声音就清晰存在，有人并不认同这套说法。李先芳作为主纂，没有删去异见，而是原样收录，让两种声音共置于一册。但这不代表，他本人在心里没有偏向。

明嘉靖《亳州志》记载：“苦县：在城东一百一十里天静宫内。”

二、碑落义门：刻在石头上的倾向

嘉靖四十四年，《重修玄帝庙记》勒石立碑。很多读者容易忽略这个关键时间差：捐资修庙，是甲子年，也就是 1564年；撰文刻碑，则是次年乙丑。此时的李先芳，已经拿到调任宁国府的文书。义门父老趁这个机会，请他留下文字，记下这次重修。

碑文如实记下当年那次偶遇：“ 岁甲子，予以符台卿贰出倅亳州，偶以公事过其地。睹门殿相错，且近市井，赠以二十金，开展神道，环壁四起，庙貌更新。”

庙碑不是官志，不必为各方意见平衡。提笔这一刻，李先芳选择采信那条流传已久的旧志，郑重写进碑文：“ 玄帝庙在县西北四十里义门集北。据旧志，义门集即唐之真源县，以近老子天静宫故也。”

这句话，不是随手转述一句道听途说的闲谈。如果他认为这条旧志不足凭信，大可一笔带过，或是加上存疑的字眼。可他没有。他把它放在碑记开篇，作为这片土地的地理底色，刻进坚石。这是属于他个人的取舍：他愿意相信，义门集，便是唐代的真源县。当然，他依旧保留了措辞的体面，以“据旧志”起笔，把源头归于古志，没有以一己之口强行宣告天下。只是这块刻字的石头没能长久留存：民国修《涡阳县志》的时候，此碑尚且还在，后来便不知所踪，原碑今已不存，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碑文，全赖民国《涡阳县志》抄录保存。

民国《涡阳县志》《重修玄帝庙记》

碑立起之后，李先芳动身北上，准备赴京朝贺，再去往宁国上任。半路，弹劾的消息追了上来。来自亳州的非议终于抵达。看透官场倾轧，他不愿再赴新任，就此转身归乡，埋首著述，再也没有踏上亳州的土地。皖北这一段旅途，来去匆匆：贬官、修志、因公路过义门、捐银修庙、写下碑记、遭劾归田。短短一年有余，他却无意间，为这场千年之争，留下一张珍贵的嘉靖快照。

三、一志一碑：两套笔墨，一份心事

把这两份材料放在一处对照，故事才显得耐人寻味。在州志里，李先芳是持重的主纂，手握公器，看见众说纷纭，便留下“未详孰是”，容许怀疑的文字留在书页；在碑记里，他只是应邀撰文的文人，挣脱了官志必须中立的枷锁，把自己所信的那条记载，郑重交付碑石。他没有用碑记推翻志书的审慎，也没有用志书抹去内心的倾向。官志是给官府、后世、所有不同意见看的，要兼容；庙碑，是写给这片乡土的，他顺着旧志，写下自己所认同的答案。

后世的争论，常常习惯截取其中一段文字，拿来压倒另一方。有人单拎碑记，当作铁证；有人抓住那句“恐未然”，证明明代已有强烈质疑。

回到历史现场，真相介于两者之间。嘉靖年间，两说并行，没有人能够轻易敲定最终答案。李先芳的特别之处，就是他同时留下了两面：作为史官，他尊重异议；作为撰文者，他心里偏向义门为真源。

乾隆《颍州府志》卷二中记载的唐真源县

结语

四百余年岁月流转，玄帝庙几番兴毁，当年那块石碑早已湮灭无存。好在民国编修《涡阳县志》时，还能见到原碑，将全文抄入志中，这条记载才得以躲过散失。

李先芳不是这场地望之争的终审裁判，却称得上一位诚实的记录者。在必须中立的州志之中，他存下纷纭异说；在可以吐露取舍的碑记之中，他选择采信旧志，认定义门即是唐之真源。

他留给我们的，不是一句不容辩驳的定论，而是一条清晰的线索：早在嘉靖，义门为真源的说法，已经流传，并且得到李先芳本人的认同；与此同时，质疑之声同样清晰，并存于同一时代。

老子故里的谜题，不会因为一块碑、一本志就此尘埃落定。但这些旧纸里抄下的碑文告诉我们：今天的热闹争论，并不是现代才凭空生出。四百年前，当李先芳落笔的那一刻，这片土地上，关于地名的辩论，就已经开始。

附：李先芳其人

李先芳，字伯承，号北山，濮州人，嘉靖年间知名文人、官员。登进士之后，历官多处，曾官尚宝司少卿，能诗善文，留心地方古迹文献，是“嘉靖五子”之一。他喜好搜罗乡土旧闻，下笔兼具史家的克制与文人的感性。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宦海波折，让他短暂驻足亳州，主持修成嘉靖《亳州志》，又应义门父老之托写下这篇碑记。罢官归乡之后，他闭门著书，留下诗文、方志多种；而他在皖北留下的这一志一碑，也随这桩地名公案，一直被后人反复翻阅。

参考文献

1. 明嘉靖《亳州志》四卷（李先芳主修，嘉靖四十三年刻本），凡例、卷一《建置考》、卷二《古迹考》、卷四《人物列传》

2. 明 李先芳《重修玄帝庙记》（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立石，原碑佚，文存民国《涡阳县志》），[https://www.laoziguli.cn/2022/09/109.html](https://www.laoziguli.cn/2022/09/109.html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