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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

laozi2026-11-22谷水论道242

张起岩,元代第一位汉人状元,后来出任辽、金、宋三史总裁官,是元代第一流的史学名家。安徽涡阳天静宫,是历代传承的老子诞生圣地。金元战火席卷淮北,这座承载圣迹的千年古宫沦为瓦砾废墟,提点刘道广率全真道众接续奋斗三十余年,才将整座宫观重新修建完成。为记录这场浩大的重建工程,同时固化天静宫作为老子诞生地的历史定位,史学大家张起岩应邀执笔写下《天静宫兴造碑》。这通碑绝非普通的宫观应酬记事,而是元代顶尖史家经过史料考证,公开认可涡阳为老子诞生地的珍贵金石实物。

当下网络上不少解读刻意割裂碑文完整语境,简单把这篇碑志归为碍于同乡情面写下的应酬文字。本文依托出土原石实物、官修典籍保存的完整碑文文本,结合《元史·张起岩传》原始记载,还原两次千里求文、撰稿、后续刻石立碑的完整经过,结合张起岩一贯的史家品格,还原碑文真实的历史内涵。

一、千里求文:不是碍于人情随便写,是仔细考证之后才落笔

金元战乱过后,天静宫几乎毁坏殆尽。提点刘道广带领一众全真道众,耗费三十余年心血,在旧基之上重建起规模宏伟的宫观。主体建筑全部落成之后,唯独缺少一方碑石,既记录重建的艰辛始末,也印证此地作为老子诞生圣地的历史地位。于是,他派遣弟子牛志春,千里跋涉渡过黄河,远赴山东济南寻访名家撰写碑文。

此番求文机缘,恰逢张起岩因母亲去世,回到济南家中守孝。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二《张起岩传》原文:“进翰林待制,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丁内艰,服除,选为监察御史。”(释义:张起岩升迁至翰林待制,兼任国史院编修官。遭遇母亲丧事,回乡守孝;守孝期满除去丧服之后,被选拔任命为监察御史。)正史只记录了这一职务变迁,并未标注母丧的精确年月。结合存世碑刻互相推算:至治三年(1323)十月所立《迎祥宫碑》,落款仍是张起岩在京师的翰林任职官衔,说明彼时他还身在京城,尚未返乡守孝;而泰定二年(1325)五月,张起岩已经结束守孝,正式出任监察御史。由此可以确定,他居家济南丁忧的时间段,就在至治三年十月之后到泰定二年五月之间。

张起岩本就常有为各地道教宫观撰写碑志的经历,济南《迎祥宫碑》(1323年,京师任职时期)、崂山《聚仙宫碑铭》(1325年)都出自他的手笔,为道观撰文是他日常文事的一部分,并非因为牛志春是同乡才破例为之。《元史》评价张起岩“熟于金源典故,宋儒道学源委,尤多究心,史官有露才自是者,每立言未当,起岩据理窜定”,足以见其严谨的史家底色。接受撰文邀约,不等于全盘采信道观一方的说辞,他总会加入自己独立的史料研判,这一点在《天静宫兴造碑》中就有直观体现。文中“然其经始它无所于考”一句,仅仅是客观说明天静宫这座宫观的最早始建年代找不到可靠旁证;而对于有北宋盛度旧碑残拓、地方世代口耳相传作为支撑的老子降生之地这一圣迹,碑文给出的是明确肯定,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
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  第1张

《天静宫兴造碑》立碑时间“至顺三年十有一月吉日”

这里还要厘清一个容易混淆的时间概念:元至顺三年(1332)十一月石碑才正式树立于涡水之畔,但整篇碑文的文字创作,完成于张起岩济南守孝居家的阶段。

碑文原文:余自翰林丁内艰,家居济南,天静宫道士牛志春涉河而来,致提点刘道广之辞曰:天静宫老君所生之地也,我师徒经营三纪,视它所为雄丽,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阙,敢请志之。志春余华不注里人,跋涉千里者再,嘉其勤,不容辞。

牛志春第一次登门求文时,张起岩并未当即应允,他需要先对送来的书信、北宋盛度旧碑拓片等材料仔细考辨,便请牛志春先行返回亳州。等到牛志春第二次千里渡河再至济南,也就是碑文所说 “跋涉千里者再”,张起岩感念他往复奔波的诚意,同时完成史料核查,才动笔写下这篇碑文。

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  第2张

《天静宫兴造碑》“志春余华不注里人,跋涉千里者再,嘉其勤,不容辞。”

文中 “则夫所自出之地,缔构崇饰固宜矣”,是张起岩经过考证之后得出的个人论断,并非简单转述刘道广的说法,意思就是此地为老子降生之处,在此营建宏大宫观理所应当。至于 “嘉其勤,不容辞”,正是感念牛志春两次千里往返的辛苦,并不代表张起岩内心并不认同,却碍于情面勉强落笔。倘若他不认可天静宫的圣迹定位,以史家的审慎,完全可以只记述宫观重修工程,刻意回避老子诞生地这一核心内容。但他偏偏把 “此地为老子降生之地” 作为全篇立论根基,足以证明这是他考证之后所采信的史实。

碑文之中还梳理汉、唐、宋历代崇奉老子的历史脉络,阐明全真各派皆尊奉老子为始祖,在其诞生故土兴建宏伟宫观合乎情理。碑中记下天静宫的具体方位:宫在城父之福宁镇东南,距离亳州四舍,南边距离涡水二里,紧邻雉水,这条重要地理记述后来也被《大明一统志》采录入书。同时张起岩也做了义理层面的思考:《道德经》崇尚虚静不争,看似和金碧宏伟的宫观建筑有所冲突,但道众怀报本返始之心,于废墟之上复兴圣迹,这份本心值得记述。这只是儒臣的思辨感慨,并不动摇他对老子诞生地的肯定判断。

二、碑刻勘辨:厘清撰文、取稿与立碑的时间错位

很多人容易把文稿写成的时间和石碑刻立的时间混为一谈,实际上,张起岩是在牛志春二次到访、完成考证之后方才撰稿,文稿写就之后,才交由牛志春带回亳州。之后还要遴选石料、邀约书手、寻访刻工、择取吉日,要经过一整套筹备流程,并不会即刻刻碑。等到至顺三年正式立碑的时候,张起岩早已服除复官,官职已经发生变动,所以碑石落款才会出现 “兼宣慰使”,这正是文稿早、立碑晚的直接证据。

出土残石题名“监修官张起岩”,这里的“监修官”,并不是指张起岩亲身奔赴亳州,参与土木营建的工地事务。在元代碑刻的体例习惯里,撰文者署“监修官”,代表作者对整篇碑文的全部记述予以审定、认可,愿意为碑中记载的史实承担背书责任。身为辽金宋三史总裁的朝廷高级文官,张起岩不会轻易接受“监修官”这样的碑刻题名。如果他不认可天静宫为老子降生之地这一核心观点,完全可以只署“撰文”,拒绝“监修官”这个带有审定背书性质的头衔。出土残石保留“监修官张起岩”这一题名实物,正是他经过考证之后,公开认可碑中地望记述的有力物证。

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  第3张

《天静宫兴造碑》“监修官张起岩”

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  第4张

《天静宫兴造碑》“宣慰使张起岩”

可以拿来对照的是《迎祥宫碑》,至治三年(1323)十月立石,完整落款为“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张起岩撰并书”,是张起岩尚在京城做官时亲自书写上石;而《天静宫兴造碑》只标注“撰”,说明文字出自张起岩之手,但书写上石是交由他人完成。两碑写作背景、论述主题、立碑年代各不相同,不可放在一起简单类比。

有读者提出疑问,《元史》《新元史》张起岩本传没有记载“监修官、兼宣慰使”,是不是说明碑刻存疑?这种情况在元代金石材料中十分普遍:正史人物传记优先记录核心实职、重大升迁履历,碑石上的碑刻题名、荣誉性署衔,往往不会写入传记,更多依靠出土碑刻保存下来。出土原碑属于同期一手实物,史料可信度要高于后世整理的文集与传记。

碑文还保存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宋代史料:独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,文漫灭不可读,而铭半存。三班借职王宗彦同监修官,亳之守臣监修者名衔在焉,盖奉敕为之也。北宋大臣盛度,天禧年间奉朝廷旨意给天静宫撰写碑记。元代时这块宋碑已经残破,依靠拓本留存部分铭文。张起岩把这一信息录入碑文。这块北宋原碑如今已经彻底失传,相关史实全靠这通元碑得以留存。

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  第5张

《天静宫兴造碑》“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”

三、石碎文存:读懂这块碑的史料价值

元至顺三年(1332)十一月,石碑镌刻完工,碑额郑重题刻 “敕建” 二字。这里要专门厘清:元代碑额上的 “敕建”,不等于皇帝专门下圣旨、拨款启动本次重建,也不等于下诏命张起岩撰写碑文,它的出现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与制度背景。

天静宫本身就有北宋敕额根基:北宋天禧二年,盛度奉敕为天静宫立碑,这座宫观在宋代已经是朝廷认可的圣迹宫观,自带 “敕” 的历史身份,并非无名新建的普通道院。金元战乱之后宫观倾颓,刘道广作为有正式道职的提点,带领全真道众耗时三十余年在旧基上复建,按照元代道教管理规制,全真宫观的恢复、旧额复立,需要经由地方道正司、全真掌教逐级上报,报送掌管全国道教事务的集贤院备案,获批之后方可恢复旧宫规模。这套流程走完,代表朝廷知情、官方认可这次复建,允许延续它前朝敕宫的身份,这就是碑额敢刻 “敕建” 的根本原因。

在元代礼制之下,“敕” 字管控严格,不能随意私刻冒用。如果仅仅是道士民间自筹、没有任何上报备案手续,私自刻写 “敕建” 属于僭越,风险极大。而张起岩身为当朝翰林、国史院史官,又以 “监修官” 身份为全碑审定背书,他熟稔朝廷典章、碑刻规制,绝不会放任不合礼制的文字上石。这也侧面印证,“敕建” 二字是对应这套上报备案流程而来,是对工程资质的标注:项目是依托宋代旧敕圣迹、经过元代道教管理链条审批备案、得到朝廷知情认可的复建工程,不是民间私自兴建。

此碑立在天静宫数百年,碑身却在后世特殊历史时期遭人为破坏炸碎,碑石残块散落,部分被砌入民居房基,仅蟠龙碑额掩埋土中得以幸存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天静宫郑店遗址文物收集与考古工作中,这批残石与碑帽被陆续清理回收,“敕建”“至顺三年” 纪年、“监修官张起岩” 题名清晰完好。原石残件和明弘治《中都志》保存的完整碑文可以互相对照校勘,《大明一统志》、明嘉靖《亳州志》等多部明代官修典籍,都收录采信碑中记载,足以体现此碑在古代就受到官方重视。

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撰写《天静宫兴造碑》  第6张

《天静宫兴造碑》“敕建”碑额

作为元代史学名家留下的碑志,《天静宫兴造碑》有着清晰的史料边界。张起岩凭借修史的专业能力,依托旧碑拓本与地方传承,写下 “所自出之地” 这一明确判断,再加上残石上 “监修官张起岩” 这一代表审定背书的题名,双重证明这是他本人采信的观点。阅读碑文应当通读完整上下文,不能截取个别字句做孤立的片面解读。

关键人物简介

1. 刘道广(元代,天静宫提点)

元代全真道士,天静宫主持。金末战火后天静宫被毁,他带领道众三十余年重建宫宇,置办永业田供养道观。工程完工,安排弟子牛志春两赴山东求取碑文,主持立碑相关事宜。

2. 牛志春(元代,全真道士)

济南华不注里人,与张起岩同乡,天静宫提点刘道广的弟子。受师父刘道广委托,两次千里渡河往返亳州与济南之间,向居家守孝的张起岩转达求文意愿,递交书信与北宋盛度旧碑拓本,最终取回定稿碑文,是促成《天静宫兴造碑》撰文的关键人物。

3. 盛度(968‑1041,北宋)

北宋大臣,天禧年间奉皇帝命令撰写天静宫碑记。到元代该宋碑已经残破,留存的拓本成为张起岩考证的重要金石依据,宋碑原件今已不存。

4. 张起岩(1285‑1353)

元代延祐复科首位汉人左榜状元,供职翰林院、国史院,主持辽金宋三史修撰。据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二本传记载:进翰林待制,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丁内艰,服除,选为监察御史。居家为母守孝期间,受理天静宫的撰文请求,核对各类史料之后,认可涡阳天静宫为老子诞生之地。出土残石“监修官张起岩”的题名,是他对碑文内容予以审定背书的实物证据,并非指他亲赴亳州主持宫观工程修建。


参考文献

[1] 宋濂,等。元史・张起岩传 [M]. 卷一百八十二。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
[2] 李贤,等。大明一统志 [M]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1990.

[3] (明)刘恭。弘治中都志 [M]. 安徽古籍丛书.

[4] (明)李先芳。嘉靖亳州志 [M].

[5] 薛祥生。元代第一个汉人状元:张起岩 [M]. 济南:济南出版社,20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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